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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引言 

2025年5月17日，国家一级演员朱媛媛因癌症去世，年仅51岁。

她曾在《小别离》《我的姐姐》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中多次饰演母亲角色，温柔细腻的表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讣告中写道：“与癌症抗争近五年”，这五年中，她几乎从不对外公开病情，也未见关于治疗路径的详细披露。

公众只能猜测她经历了多少轮放化疗、多少次复发与希望的破灭。而这一幕，对中国超过1500万现存癌症患者家庭而言，熟悉得令人心碎。

我们不禁想问：在朱媛媛与癌症僵持的这些年里，是否还有更具前沿性、个体化的治疗选择，能够成为她的另一种希望？

答案是肯定的。可惜的是，这种希望，在中国仍然被束缚在重重制度和审批门槛之后，离多数患者太远。

魏则西事件之后，细胞疗法被“急刹车”

伤口至今未愈

2016年，大学生魏则西在接受“免疫疗法”治疗滑膜肉瘤后病亡，引发全国范围对医疗乱象的深度反思。彼时，细胞治疗作为高技术、高风险、高不确定性的“类药物”，曾被一些机构滥用为牟利工具。

事件曝光后，国家层面迅速开展整顿，几乎所有民营医院的免疫细胞疗法业务被叫停，监管政策也随之进入“冻结期”。原本逐步起势的细胞治疗临床转化被全面踩下急刹车。

但“纠偏”之后，没有“恢复”。

八年过去，监管体系虽更加严谨，却始终未能打开细胞疗法临床转化的“正门”。大多数疗法依然只能停留在实验室或备案研究阶段，与癌症患者的实际治疗脱节严重。

阶段性出台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政策，本被视为“松绑信号”，但审批流程复杂、伦理门槛高、地方执行尺度不一，使得真正能够进入临床可及范围的项目仍凤毛麟角。

朱媛媛所面对的，正是这样一个“理论上前沿、现实中缺席”的困境。

全球进入细胞治疗加速期，中国却仍处“等待窗口”

在全球范围内，免疫细胞疗法早已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。

而中国呢？

据CDE官网，截至2024年年底，我国境内获批的免疫细胞疗法IND项目累计489项，其中真正获批上市的，仅6款用于血液肿瘤的CAR-T；大量治疗仍以IIT（医生主导研究）名义备案，周期长、覆盖面窄、治疗费用高、缺乏医保支持。

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癌症患者，却在最可能延长他们生存时间的疗法面前——进展缓慢、路径模糊、审批拥堵

我们不是缺技术，而是缺通路；不是缺需求，而是缺制度配套。

肿瘤患者需要的不是“实验机会”，而是“治疗权利”

在临床端，细胞治疗已展现出对传统治疗“无响应”患者的价值：

• CIK+NK免疫组合治疗，在肺癌、肝癌、结直肠癌等术后辅助治疗中显著延长无进展生存期（PFS）；

• TIL细胞治疗，在黑色素瘤、宫颈癌中部分患者实现肿瘤完全缓解；

• CAR-NK、ML-NK等“通用型”疗法，已进入多中心国际II/III期临床，具备低毒性、高效能特性；

• 干细胞+免疫细胞联合策略，在抑制治疗后免疫疲劳方面初显疗效。

而在中国，即使患者愿意尝试，即使临床医生愿意推进，大多数疗法也无法以“治疗”的身份提供，而只能以“研究”或“观察”之名进行，限制了其实际临床应用效率。

这不仅降低了治疗机会，更打击了医生、企业、机构推进细胞治疗研发的积极性，形成政策—临床—需求之间的“三断裂”。

放开不等于放任，真正需要的是“有门槛的开放”

推动细胞治疗重归正轨，绝不等于重蹈魏则西式滥用。

我们所呼吁的，并非“管制松绑”，而是：

• 明确有序的审批路径；

• 针对已成熟技术（如CIK、TIL、ML-NK）给予分级分类管理；

• 设立“高需求癌种优先审批”机制；

• 鼓励有条件三甲医院建设“免疫细胞治疗专病门诊”；

• 在保障伦理、质量、安全基础上，扩大受益人群。

细胞治疗不是神话，但它已不应再是“特权技术”。它应成为真正纳入癌症综合管理体系中的一环。

免疫细胞疗法，不该只在论文里反复被赞叹，而应早日进入患者现实的选择清单。

朱媛媛之后，还有千万个她在等待治疗的“正名”

朱媛媛走了，沉静而令人心痛。

她留下的不只是影视作品，更是一种警示：癌症患者所面临的，不只是病痛的折磨，还有治疗路径的封闭、技术的隔绝、制度的迟缓。

她或许没有机会选择细胞疗法，但今天，还有成千上万与她同样挣扎的人，在期待着：

不必再等临床试验排队，不必再跨省“求医”，不必再用金钱换试验名额——他们想要的，只是一种“被允许治疗”的资格。

当我们说“科技向善”，真正的方向是：让科学进步从平台走进生命，从制度走向人群。

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哀悼，而是一次坚定的发声：是时候，给免疫细胞疗法一次规范、开放、普及的机会了。

不仅为朱媛媛，更为所有正在抗癌的普通人。